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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文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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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与“感恩”并非孪生姐妹  

2007-12-30 21:07: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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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与“感恩”并非孪生姐妹
□     薄文军
        《中国青年报》12月28日消息:北京大学研究生段霖夏退学引发的全国首例“受助不感恩案”27日在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开庭。2003年起,原告李富华先后6次向段提供助学捐款4万元,并嘱其“认真读书,完成学业,回报社会”。2007年5月23日,李因商务纠纷准备求助于段时,却发现段早已弃学经商。于是李愤然将段告上法庭,并断然拒绝法院调解。

        李富华将段霖夏告上法庭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李向段提供的是助学款,这在双方及社会并无疑义。根据目前国内社会救助的惯例,救助款是应该专款专用的,除了在完成相应事项期间的生活基本费用,受助方一般不宜将善款挪作他用。原因很简单,捐助者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某个人或某一事项进行全方位的“无限赞助”。在这一事件中,一方面是段有可能将善款挪作了他用;二是段在自己退学时没有向施助人李及时说明情况,而是继续以一名研究生的名义接受捐赠。双方既已对簿公堂,在相关法律法规严重缺位的前提下,双方代理人都有理由为各自的当事人作出不无道理的解释。如果不是哪一方突然厌倦了,这官司有可能会持续打下去。所以,这场纠纷最终谁胜谁负,是不了了之还是退赔道歉,都已经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民事纠纷,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深刻地来看待社会救助这类“善举”,探索更好、更科学、更少副作用的社会救助措施。
        首先来说,自从这一事件爆出,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舆论有相当一部分将其概括为“受助不感恩案”。那么“受助”与“感恩”是不是一对孪生姐妹呢?换句话说,“受助”之后是不是必须“感恩”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人讲究“受人滴水之恩,必答涌泉相报”,这是从受助者的角度说的,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是一种“厚道”的表现。同时中国人也讲究“施恩不图报”,并将“施恩图报”列为世俗,这是从施助者的角度说的,也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一种“厚道”的表现。说白了,中国人是习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所以与人恩惠不图报答,受人恩惠却要终生不忘。而如果反过来,大家都放弃了“厚道”,“受助而不感恩”、“施恩而图报答”,那也并未突破道德的底线。只是从觉悟层次上看,显得略低了点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识恩图报”、“有恩必报”也绝非百分之百值得肯定的。因为这里边容易滋生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容易将“人情”与“王法”混为一谈。容易出现投桃报李的“期货”交易,容易为潜在的“权力寻租”做好铺垫。很明显的例子体现在中国传统戏剧里,某位张三李四因为某种原因惹官司上身,本来已近万劫不复,但在公堂上忽然遇到了当年自己曾经资助过的王五做了八府巡按、做了大理寺正卿、做了开封府尹……于是乎该张三李四的官司立马一风吹,最终出现当事人当庭获释,后堂酒宴摆下,共叙旧情的“感人场面”。张三李四是否被屈含冤暂当别论,但起码从程序上来讲,王五当堂“义释恩公”总是不符合程序的吧?也或者真正的官司遇到这种情况,不会如此直截了当,而有些技术性问题需要处理好。但起码在各位观众、听众看来,当堂“义释恩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这就是我们的国民心态,这就是伦理社会的弊端。这种弊端的惯性其实至今都没有完全消失。所谓“我有恩于某某”、“某某有恩于我”,说不定就会在哪个环节像电脑病毒一样发作,以至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办事规则,影响事态公正。那么当今这种习惯性的“一助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容易营造出这种怪圈,为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留下不和谐的“后门”。
        说到社会救助贫困大学生。笔者认为这本身就与邻里互助、应急救灾有所不同,完全不必采取“一助一”的模式,更不该将受助大学生作为媒体对准的焦点,进行特写式的宣传。相反,我认为大学生接受社会救助应视为其个人“隐私”,受到应有的保护,以确保他们能以正常心态投入学习和工作,以正常心态完成自己的心灵成长。许多人提倡“感恩”,提倡大学生应该将捐助者视为“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这本身是很值得商榷的。很明显,大学生在校期间需要个人支付的费用与国家对高校学生的人均投入比起来,终归还是“小额”的。说白了,大学生还是国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培养的。如果仅仅因为其在学费问题上受到了个别人的赞助,就过分夸大“冰山一角”的作用,而将国家所做的一切讳而不谈,这是有失公允的。在这种偏颇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的社会舆论又通过各种引导和暗示,提倡大学生对捐助者感恩戴德,让他们通过各种努力向社会证明自己是个知恩识报的人。有的大学生发誓毕业之后报答救助者,有的大学生把救助者认作干爹干娘。甚至有些女大学生不得不对救助者以身相许。而作为施助一方,也俨然以救世主自居,因为掏了两个钱就坐等别人的回报。我们的施助者和受助者心灵都是这样心急气躁,甚至等不到大学生走向社会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同步回报”的历程。
         毫无疑问“一助一”的救助方式已经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灵魂,一种坦然超脱的关系变得复杂而陆离。我觉得,这绝非中国教育之福,也绝非民族心态之福。话题扯远点,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总忍不住想到“血液库”、“精子库”的管理问题,在“血液库”和“精子库”问题上,国家是不主张将捐献者与受捐者联系在一起的。捐献是一种爱心行为,也是一种集体行为;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需要知道自己捐献的血液、精子最终流向了何处。而受捐助者,也根本不需要追究血液和精神子的来源。这种做法是健康的,也是阳光的,一般是不影响人的心态的。
社会对贫困学子的救助能不能走上一条“两大领域”相对封闭的道路?我们可以宣传表张董事长、李总经理有爱心,热心公益事业。但他们的情应该暂由国家来领,不需要明确他的钱到底捐献给了谁。在受捐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有义务始终将他们受社会捐助的情况作为一种隐私来对待。一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心灵是脆弱的,起码是有阴影的。一个在成长关键期心理负担过重的孩子也会影响心理健康的。如果确实需要感恩的话,我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确保他们健康成长,能否将感恩的对象放得更宽泛些,让他们感恩国家、感恩社会,而不是感恩张董事长、李总经理?
        “受助”与“感恩”绝不是一对孪生姐妹。尤其当今社会仍处于转型期,部分国民对财富的拥有和其个人道德修养并不是成正比的。包括贫困大学生在内的弱势群体因为接受了某人救助而感恩戴德,许以“涌泉相报”,这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发展,对法制社会构建都是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 
200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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