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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文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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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心”献给谁?  

2007-08-28 07:14: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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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是讲究“知恩识报”,或者说“滴水之恩必答涌泉相报”的。几千年来,我们以此为荣,并因此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来。其实,如果我们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支撑所谓“报恩”思想的,其实未必是一种积极健康的思想意识。因为既然说到“恩”,必然就存在一个权和钱的“眷顾”问题。钱的赠予或许有多种可能,而权的倾斜必然就是一种滥用,因为一旦正确使用权利,就无所谓“恩”。

        既然是作为“恩”就是把本不该属于你的赋予了你。在这种赋予的过程中,金钱可能是一种非正常渠道让度,但一般可以理解为合法的,因为施予者有对个人资财的支配权。那么权力呢?如果你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使用权利,别人就没必要对你感恩戴德,如果受益者必须对你感恩戴德,那这份权力就属于对他的各位眷故,则其背后极有可能潜在着对其他人的不公平,或者对法律法规的践踏。

        《水浒传》中,宋江对初上梁山的晁盖们是有恩的,因为作为国家公务员的他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雷横、朱仝对晁盖们也是有恩的,因为作为国家警察的他们知法犯法,放纵了劫匪。秦末时节,张良对项伯是有恩的,用张良的话说“项伯杀人,臣活之”。救杀人犯一命,张良对项伯当然是大恩大德,只是我们不知道项伯当时杀的是怎样一个人物,或许是地痞无赖,或许是市井小民,这类角色对于军功贵族如项伯辈来说,确实其生命如草芥,但杀人毕竟是杀人,如果不是因战争而杀人,那自然该由政府部门来负责这一工作,自作主张把人杀了,毕竟不是什么好现象。这一方面说明秦朝末年已经到了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张良的救杀人犯项伯还是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正因为如此,项伯感念不忘,以致后来他也扮演了通风报信的角色,置整个项羽集团的利益于不顾,而为一己之私恩,泄露了天大秘密。因为刘邦后来坐了江山,所以项伯和张良都是作为正面角色出现在史册上的。但与后来被汉文帝以草菅人命为罪名斩杀的皇舅薄昭,与走投无路最终暂与匈奴讲和以图东山再起的李陵相比,项伯和张良的行径是否也该灭门九族?

        同样是作为秦末汉初人物的淮阴候韩信也是讲究知道恩识报的。韩信年轻时因为出身微贱,没有足够的善行受到社会关注,因而“既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于是“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也就是说,这位亭长的老婆经不起骚扰,于是干脆在被窝里吃饭,让韩信之类“白吃”参与不得。而与之相反的,“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韩信当然不是什么公子王孙,称之为“王孙”只是一种客气说法,有类于我们今天见了政府公务员称“领导”,见了商界人士称“老板”。所以漂母眼中的韩信绝不会像吕不韦眼中的秦公子异人那样奇货可居。连续洗了几十天衣服只是吝惜这个孤独少年罢了。而后来,韩信被封为楚王,衣锦还乡,“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

        可见在韩信心目中,不仅要知恩识报,而且是将别人对自己的怜惜作为经济投资和感情投资来看待的。漂母善始善终,所以报以千金,亭长有始无终,所以仅赠百钱而羞辱之。应该说,在感恩的过程中,是很难不加如更多感情因素的,所以这种恩有时会被无原则放大,更多时候则会成为投桃报李的前奏和依据。而同样的道理,一颗感恩的心,将一个本来应该逐步走向法制的社会给道德化、伦理化和情绪化了。伦理和道德不是不好,而是没有固定的评判标准,因而更加随意,更加没有统一的尺度。伦理治国、道德治国不是不可以,但需要选一个好舵手,相反,法制国家就对领航人没有太多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首相可以连番下野而其国家机器照常运转,而其他一些国家一旦国家元首身体不适,股市就会大幅波动的道理。

        感情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可以占有一定地位,但过分强调感情,就就会把各种社会关系扭曲,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辨析与判断。过分讲感情,过分强调“感恩的心”,就会使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大中小学生,都应引起足够警惕的。

        曾几何时,我们受到一种极左的价值观念和经济学原理的影响,过分强调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而视资本的作用于不顾。于是大谈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将劳资关系放到一种完全对立的状态来看待。而转眼之间,思想研究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种“感恩”的主张充斥了企业,似乎老板就是衣食父母,一切都要唯老板之命是从。对的要执行,错的也要执行;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执行,不符合国家政策的也要执行。甚至有人在金钱之类恩惠的影响下,去为老板干违法的、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一句感恩的心将是非观念一笔抹杀。将人们的思维由科学的世界观引回到江湖意气的窠臼里。

        而在大学生救助领域里,这种所谓的感恩心态就更值得商榷。应该说,大学生为上学支付的费用与国家在这方面的人均投入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但因为大学生在学费问题上受到个别人的救助,国家所做的一切都被一笔抹杀了。我们的社会提倡大学生对捐助者感恩戴德,我们的大学生也在通过各种努力向社会证明自己是个知恩识报的人。有的大学生发誓毕业之后报答救助者,有的大学生把救助者认为干爹干娘。甚至有些女大学生不得不对救助者以身相许。而作为授助者一方,也俨然以救世主自居,因为掏了两个钱就坐等别人的回报。我们的施助者和受助者心灵都是这样的脆弱,不堪一击,甚至等不到大学生走向社会的那一天就希望实施回报和得到回报。

        毫无疑问“一助一”的救助方式已经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灵魂,一种坦然超脱的关系变得复杂而陆离。我觉得,这绝非中国教育之福,也绝非民族心态之福。话题扯远点,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总忍不住想到“血液库”、“精子库”的管理问题,在“血液库”和“精子库”问题上,国家是不主张将捐献者与受捐者联系在一起的。捐献是一种爱心行为,也是一种集体行为;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需要知道自己捐献的血液、精子最终流向了何处。而受捐助者,即便刨除去了医疗机构的商业行为,也根本不需要追究血液和精神子的来源。这种做法是健康的,也是阳光的,是不影响人的心态的。

        那么,我们的贫困学子救助能不能走上这样一条“两大领域”相对封闭的道路?我们可以宣传表彰张三、李四有爱心,热心公益事业。但他们的情应该暂由国家来领,不需要明确他的钱到底捐献给了谁。在受捐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需要将他们受社会捐助的情况当作一种隐私来对待。一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心灵是脆弱的,起码是有阴影的。一个在成长关键期心理负担过重的孩子也会影响健康成长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确保他们健康成长,学校只有义务教育这些学子好好读书,感恩国家、感恩社会,而不是感恩张三、李四。
        当今社会,仍处于经济转型期。财富的拥有和道德的修养并不是成正比的,因为接受了某人救助而感恩戴德,许以涌泉相报,对国家、对个人、对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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