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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文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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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口  

2007-08-05 20:36: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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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与人口被称为中国的“两大国策”。但我认为,目前这两大国策都有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地方,甚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首先来看土地问题。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后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为了防止土地的兼并,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探索成立合作社、高级社,最终成立了人民公社。按说,这是一条正确的轨迹,但遗憾的是,因为管理体制的原因,因为工业化程度的相对较低,大批农民被牢牢捆绑在了土地上,工副业受到历史上少有的冲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加之在土地整合的过程中,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所以不再是土地属于农民,而是农民附属于土地。以劳动力为基准的分配方式,也使当初加入合作社时的股权关系受到了颠覆性的破坏。农民憎恨公社,盼望分田单干。
        20世纪70年代末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农民的这一需求。于是在一定时间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但这次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是有其致命弱点的。首先,国家对政策的解释和基层对政策的落实是不一致的。国家讲的是承包,是责任制,最起码也应该是一种有偿使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话出自农民之口,但实际上却是国家政策的真实解读。也就是说,在这个土地联产承包过程中,存在一个粮食上交再重新分配的过程。因为这里边实际上已经有了奖勤罚懒的功效,所以即便照此执行,农民的积极性仍是完全可以调动起来的。但基层基本都把这个环节省略了,除了交纳一定数量的“公粮”之外,就不再对集体上交,都成了自己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作为农村集体生产资料,也是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被农民无偿使用。既然是无偿使用,也就存在一个公平问题,你家少了人口,土地占有比率就会加大,享受集体福利就多了。他家多了人口,土地占有比率就小,享受集体福利就少了。所以,增加人口的家庭盼望调地,而减少人口的家庭不希望调地。事实上,许多地区也一直在调整土地承包范围,有的三五年一动,有的几乎是年年都在动。土地使用权的过于灵活,是农民无法在土地上难为长久之计,不能有长久规划,包括种植都是以当年生作物为主。
        为保持农村稳定,实现土地承包权的相对固定,国家出台了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要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应该说,这一政策出台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其立足点却有着很大程度的错位。很明显,所谓土地承包30年不变,是基于“承包”而言的,而不是基于“分田到户”说的。在准确意义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提下,土地承包相对固定;没有承包到土地的农民可以通过粮食的“二次分配”得到口粮。但现在的情况是粮食没有二次分配,公共积累为零,没有土地的农民到底该如何维持生计?
        应该说,在目前实际运行的分田到户体制下,土地适当调整是合理的,而30年不变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尤其是国家取消农业税,进而增加了种粮补贴之后,这种不公平更加明显。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大的波动,而只有小的上访事件呢?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出现绝对增加的只是一部分家庭,多数家庭随着老人去世、女儿出嫁、孩子高考和招工,人口都在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说,目前农业收入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否则,土地纠纷问题会相当严重。
        还是回到当初的“联产承包”时期,当时几乎所有村庄都是将土地一分了之,不留任何的公用土地。社办企业、农机具、大牲畜也无一例外地被分掉。有的农机具几乎是被拆成零件当废铁分掉的。没有了公共资产,这使得村集体公共积累为零,这些村庄都成了空壳村,每花一分钱都要到群众手里去敛,这形成了后来令大家深恶痛绝的“摊派”。而因为土地的一分了之,新增人口也无法从预留土地或机动土地中得到自己的“口粮田”。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一刀切”政策下,许多国有农场也实行了承包,大型农机具也一分了之,或者“名为承包,实为不良流转”。国有农场,是我们新中国在土地问题上的试点单位,是社会主义农庄的探索者,如此随着农村体制改革一分了之,使集体劳动的效力无从显现,中国农村由此退回到了家家户户“刀耕火种”的落后局面。
        几乎是在很长时间里,农民依靠铁锹、镢头来种地,牲畜的使用都不普遍。一些在外务工人员,不管生意多好,报酬多高,一到农忙就卷铺盖回家种地。直到近几年,因为农民非农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许多农民开始算细账,算大账,感觉回家收割不如自己继续在外务工,而把家里的伙计承包出去。随之,高速度、高效率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为农民看好,农业劳动的时间成本和潜在的综合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与此同时,一些自发组成的农村合作社再次在农村广泛出现,这种由美国人发明,形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终在五六十年代普遍使用的农业生产方式,再次受到了部分农民的青睐。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感觉到,这种对机械化作业的重新认识,这种对农业合作组织的回归,经历了太大的曲折。
        直到今天,我们不得不再次关注,土地的过于分散,一家一户的土地“所有方式”(而不是“承包方式”),捆住了农民的手脚,许多农民在无形中形成了小成即满,小富即安,吃饱喝足万事大吉的消极心态。因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相对完整的“地权”,中国农民其实是在蹂躏土地。要么撂荒,要么掠夺性经营,没有长远规划,没有长期打算,没有规模效应。“耕者有其田”、“三十年不变”,说得过分一点,这种所谓的稳定,与西方所谓的“羊吃人”比起来,更为可怕。因为那是新生之前的“阵痛”,而我们现在是慢性自杀前的不自知。
        再来看中国的人口问题。计划生育30年,少生了多少多少人口,这是我们最自鸣得意的。但我们应该从新一代独生子女身上发现我们政策的偏差。一项计划生育政策,几乎改变和颠覆了国民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国民心态。一些良好的传统和美德在“421家庭”对独生子女的呵护中化为乌有。国民心态由此脆弱,成与败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困扰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独生子女输不起”,这已经是一种凝结着各种音符的复杂声音。家庭输不起,国家也输不起。没有人肯让自己的孩子从事危险性、风险性的工作。没有人肯让自己的孩子做蓝领,没有人肯让自己的孩子继续留在农村种地。人口在盲目流动,人们的愿望和心灵流浪在大城市的街头,成与败的强烈反差使一些人铤而走险,走上不归路。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意外的伤害、病变、车祸,使一些中年夫妇成为潜在的“孤寡老人”。如今是太平盛世,父母舍得让独生儿子参军入伍;而一旦出现战事,我们又如何组织军队御敌?
        我们的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在盲目乐观,我们的人口专家在盲目乐观,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断危言耸听地发布红色预警,希望将他们提出的自鸣得意的人口政策进行到底。岂敢不知,现在农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是二胎、三胎、甚至多胎。一些企业精英、大老板、个体户在通过二奶为自己完成传宗接代的光荣使命。唯一真正受限制的只是机关干部阶层。因为工作关系、人员编制、工资待遇等既得利益,他们不敢碰计划生育的高压线。其实,这个群体恰恰是中国人口的高智商人群,也是最有能力抚养孩子的人群。我们不想把城里人与乡下人简单对立起来看问题,但我们不能不说,在智力和素质方面,中国的人口正在进行着恶性循环。
        再来看我们上上下下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机构,人员、房子、车辆、工资、办公经费……有没有人统计一下,这些年来,仅仅这些机构的工作成本,我们能多养活多少人。
        中国的人口政策值得反思,中国将来的国民结构和国民心态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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