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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贿费用纳入建设成本……  

2008-12-31 22:50: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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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贿费用纳入建设成本……

作者:薄文军

        《新京报》2008年12月29日消息:28日下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清华大学作题为《当前经济形势与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的演讲时说:“2005年我的博士生专门做了一次调查:在北京、上海和福州做了三个案例研究,结论都差不多,在房价中,房子土地和建筑成本占50%,政府税费占20%,开发商占30%。”“这30%里有一部分,是开发商最不愿意公布的,说白了就是行贿的费用。”

        年终岁尾,德高望重的成思危先生一语道破房产行业的天机。在2008年这个多事之秋,这话显得格外耐人寻味。“房价30%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行贿”,许多媒体在概括成老观点时都采用了比较安全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不好说,但一定是有,而且比重不轻。
        那么这30%的捆绑成本中到底有多少属于体制外成本呢?我感觉应该在10%-20%之间,因为这比较符合目前的分肥机制。很明显,如果行贿的费用超过20%,开发商的获利将跌破10%,那意味着我们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高端商人所不愿意接受的“微利行业”,那就不会有这么多商家趋之若鹜,甚至跨行业去经营,大家所耳闻目睹的火爆也将不复存在。而如果行贿的费用低于10%,那些吃惯了回扣的蛀虫或许不至于有更多的热情为别人火中取栗。这自然会导致行贿方与受贿方之间关系的一种“非良性”循环(别误会,是以他们价值观念为基准的“良性”与“非良性”)。这样,一条暗流涌动的关系链就可能由此断裂,也不至于形成现在的发展态势和局面。
        我们的房价中包含了行贿成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在高层人士没有提出这一观点之前大家不好主张,即便主张也拿不出相关证据,即便有证据也会淹没在“个案”的回应声里。而即便勤奋如鄙人者,也无暇请了长假、自带干粮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取证。但我们深有感触的是,同样一座中小型城市的楼盘,坐落在中心城区的和坐落在县城的价格就相当悬殊,有的差价在1倍左右。在建筑材料价格、建筑公司资质、工人劳动工资都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是什么维护了这一巨大差价?一般的解释是土地。但在中小城市,中心城区与卫星城镇的土地价格根本没有那么大。仔细分析,造成巨额差价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中心城区的房价存在暴利空间;二是在中心城区获得土地、规划、配套的过程中需要加入更多的非正常成本。
        暴利空间的存在与行贿受贿等不健康操作是相辅相成的。房地产市场如此,整个建设行业的市场如此,所有存在暴利空间的行业都如此。如果一项工程没有暴利,那么企业在运作过程中任何的经营不善都可能造成亏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参加竞标都要经过董事会的认真考虑,更不用说“没枣树打一竿”盲目竞标了。把话说得直白一点,这些年的不良运作,非正常存在的暴利空间都把一些人的胆子养大了、路子养野了。只要通过行贿取得工程就可以赚大钱,只要揽下工程就可以偷工减料,只要经营不善就可以申请追加投资,只要公司破产了、重新注册了就没人追究以前干过的危房、危桥、豆腐渣工程。
        而且,盗亦有道,现在的官员接受贿赂再不像以前那样傻冒了。自己手里有一单工程,如果有10家公司来竞标,那么谁送钱来都可以先收下,最终谁中标留谁的,不中标的退回去。这样既安全又厚道,何乐而不为?至于这大把的开支,当然最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任凭你夫妻两人三十年打工做“房奴”,任凭娃娃们在危房里读书,任凭车辆在危桥上通行,任凭豆腐渣路在车轮下碎为微尘,只要我当下有钱赚管他明天是否会天塌地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评论家季刊》的一段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马克思时代如此,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但愿不再如此。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笔者深切地感觉到,企业依靠暴利生存本身就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企业家道德底线突破临界点的表现。如果我们的企业和社会不能适应微利时代,那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将会无限期延长,离和谐社会的要求将会始终存在很大的差距。
        谁也不要为自己或者为别人开脱,不要说什么商人腐蚀干部,也不要说什么官员索要贿赂,更不要说什么大气候如此。世间有一个真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在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里,所有参与者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场或许不是万能的,但在正常情况下市场将暴利行业微利化还是绰绰有余的。关键是谁在阻挡资金的自由流动,谁在阻挡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很显然,还是捷足先登者用于行贿的费用不但成全了自己,而且阻挡了别人。
        物欲扭曲着权力者的心灵,高端的与工资收入不相匹配的衣食住行诱导着某个群体的不良行为。庞大的“裁判员”队伍,高度集中而又按照潜规则分肥的权力,高不足以养廉、低不足以砺志的薪金标准,有限追究的问责制度,都使得违规行为的成本过抵而回报过高。当更多的行贿费用纳入建设成本,作为市井小民,我们感觉到的是愤慨与不安。
20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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